暴力陷阱：为什么最需要改革的国家却最难改革？

导语

有一个问题问了几十年，始终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那些最需要好制度的国家，为什么总是最难建立好制度？

三位政治经济学家——Gary Cox、Douglass North 和 Barry Weingast——给出了一个让人不舒服但很难反驳的回答：因为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行动者来说，改革本身就是一件高风险的事。他们把这个困境叫做暴力陷阱。

以下正文根据三位作者的论文《The Violence Trap: A Political-Economic Approach to the Problems of Development》整理。文末附参考书目。

为什么穷国不改革

为什么那些最需要好制度的国家，往往最难建立好制度？为什么最需要产权保护、开放准入和更少国家掠夺风险的地方，偏偏最容易长期停留在低增长、低信任、低改革的状态里？对这个问题，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因为它们穷，因为它们缺资本、缺教育、缺基础设施，也因为它们的统治者不愿意改革。可 Cox、North 和 Weingast 在这篇论文里要说的是，这些回答都只碰到了表层。真正卡住发展的，是一个更深的政治经济结构：暴力陷阱。

这篇文章最有力量的地方，在于它把问题整个翻了过来。它不问为什么一些国家没有采用更好的制度，转而追问：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改革本身为什么反而是一个更安全的选择？ 坏制度之所以顽固，背后往往有一个更冷酷的逻辑：在暴力风险居高不下的环境里，那套看起来低效、封闭、充满租金和特权的秩序，恰恰是维持脆弱和平的一种办法。掌权者的问题未必是愚蠢或自私，而是他们面对的约束就是这样。

作者给出的核心判断非常尖锐：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难以采纳那些本应促进发展的制度与政策，是因为它们常常陷入了一种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彼此卡死的循环。许多关键政治改革（例如扩大准入、保护产权、降低国家掠夺风险）通常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具备足够的专业化与整合之后，才有现实可行性；可问题在于，一个经济体往往又只有在这些政治改革已经存在时，才可能发展到那个门槛。

这就是这篇文章真正反常识的地方。我们通常以为，制度改革是增长的起点：先把制度改好，后面经济自然会跟上。作者并不否认这点，但他们进一步指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这条路的问题在于：制度改革并不是在真空中推进的。它是在一个暴力随时可能回来的环境里推进的。在这种环境里，改革更像是一场高风险下注，远不是一张写着"长期收益更高"就能兑现的选票。任何一步改革，都可能重新打破原本勉强维持的权力平衡。

可以把这种困境想象成一扇必须"从里面打开"的门。一个国家要建立稳定、开放、低掠夺的政治秩序，就需要经济已经足够复杂，复杂到主要行动者都深深嵌在分工与交换网络里，一旦爆发国内冲突，所有人都会付出极高代价；但要形成这种复杂经济，国家又必须先提供更稳定的政治环境、更安全的产权、更开放的组织空间。门必须从里面打开，可问题是，你还没进去。

也正因为如此，作者强调，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根本不能分开理解。这不是一边是制度、一边是增长，然后两边偶尔互动一下的故事；这是一个彼此缠绕、互相决定的过程。没有"改革后的国家"，复杂的专业化经济很难建立；没有复杂的专业化经济，能够支撑改革后国家的社会基础又难以形成。

这套逻辑还解释了一个经常让人困惑的现象：为什么有些国家看上去明明知道什么制度更好，却总是迈不出那一步？如果你只从教科书式的增长模型出发，会觉得答案无非是利益集团反对、政府能力不足、官员激励扭曲。可作者要提醒我们，在很多场景里，这些都只是第二层问题。第一层问题是：一旦旧秩序被松动，谁来保证新的权力分配不会直接滑向暴力？如果没有人能保证这一点，那么即便所有人都知道开放准入、低掠夺、法治化环境在长期更有利，他们也未必愿意率先推动改革。

为了说明这不是危言耸听，作者在摘要里就给出了一个非常刺眼的事实：在发展中世界，中位数意义上的政权大约每 8 年就会经历一次暴力型领导更替。这绝非边缘国家、失败国家的极端例子，而是发展中世界广泛存在的背景风险。也就是说，对很多国家来说，暴力早已不是偶尔爆发的例外，它是始终压在政治谈判背后的默认阴影。

一句话说，这篇文章真正要你看到的是：很多穷国还没有进入一个让改革变得安全的世界。问题从来不是懂不懂改革。

现有的解释为什么不够

顺着前一节的问题继续往下追，就会发现这篇文章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只是提出了"暴力陷阱"这个说法，而是它重新界定了什么才算对发展失败的"深层解释"。因为如果我们回头看过去几十年关于发展问题的主流讨论，会发现不管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其实都已经给出过很多看起来相当有说服力的答案。问题是，这些答案虽然各自抓到了一部分现实，却常常没有真正碰到问题最坚硬的底盘。

最熟悉的一类解释来自经济学，也就是各种版本的"贫困陷阱"。在这类叙述里，国家之所以长期贫穷，往往是因为它们被卡在某种规模报酬递增难以启动的状态里：教育投资不足，所以人力资本上不去；资本市场不发达，所以企业无法拿到信贷；基础设施薄弱，所以大规模生产难以展开；结果就是社会始终跨不过那个能让增长自我强化的门槛。

政治学当然也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于是我们看到另一组解释：问题不只是穷，而是国家自己不愿改革。比如，有些研究强调持续内部暴力会让国家没有能力建立有效秩序；有些研究认为，在位者之所以不愿做基础设施或制度改革，是因为他们未必能在位足够久，未必等得到改革带来的长期回报；还有一些解释则强调，自由化改革会削弱在位者的统治基础，因此他们宁愿维持低效率现状，也不愿放松控制。

这些解释都抓到了一部分现实。可作者的关键意见是：把问题归结为"在位者不想改"，其实还是说浅了。这类解释抓住了"谁在保护现状"，却绕开了更根本的问题：现状本身为什么如此难动。

作者在论文中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向，把重点放在一个更基础的问题：暴力。资源不足和当权者自利都是真实的，但作者认为这些都是派生问题：更核心的约束在于，暴力始终是政治竞争中的真实选项，这使得很多改革从一开始就脱离了普通政策选择的范畴，直接成为一场会改变力量关系、改变外部选项、改变各方预期的高风险博弈。

通常我们会觉得，小改革应该是容易的，大改革才难。但作者恰恰要说明，在很多暴力风险长期存在的社会里，情况可能正好相反：小改革未必安全，甚至可能更危险。因为小改革往往会先松动维持秩序的既有平衡，却又不足以建立起新的平衡。于是各方眼里看到的，是"旧体系开始失效，新秩序尚未立足"，而非什么"改革的开启"。

还有一个被作者明确批评的旧看法，也很值得注意：很多学者和政策实践者习惯把暴力问题主要和"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联系在一起。仿佛只有国家彻底崩了、战争打成公开状态了，暴力才会真正成为发展的核心约束。作者要指出，暴力并不只是索马里、刚果这样的极端案例才有。它其实是整个发展中世界广泛存在的一种结构性风险，甚至包括那些已经算相当富裕的发展中国家。

所以，作者真正纠正的是一种更普遍的误解：我们太容易把发展问题看成资源问题或激励问题，却忽略了它首先是一个秩序问题。暴力的存在，把制度选择从效率问题变成了生死攸关的秩序问题。

作者真正解释的，是那些别处没答上来的问题：坏制度对很多人来说，为什么依然比冒险改革更安全。

暴力在发展中世界是高频背景噪音

作者没有一上来就抽象讨论"国家""暴力潜能""承诺结构"，而是先拿出跨国、长时段的数据，让读者看到：这是一个可以被观察到的结构性事实，不只是一种修辞。

他们使用的数据来自 Goemans、Gleditsch 和 Chiozza（2009），覆盖 1840 到 2005 年、162 个国家、697 个政权。这组数据盯住的，是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一个政权能在多大程度上维持非暴力的领导人更替——而不是笼统地看一国有没有爆发过战争。作者把"政权"定义为一段不间断的非暴力权力更迭序列：只要权力继承开始涉及暴力，这个政权就结束了。

这个指标很重要，因为它问的是一个更具体的问题：政治竞争有没有频繁落回暴力手段——而不是追问国家是否完美和平。作者还特意说明，这种测量其实已经相当保守——它只把"暴力型接班"当作政权终结标准。如果一个国家发生了大量暴力，但没有直接改变领导人更替的方式，那么这些暴力在这个指标下并不会被完整反映出来。换句话说，这更像是政治暴力的下界：即便按这么保守的口径算，发展中世界的暴力风险依然高得惊人。

接下来最有冲击力的，是表 1 里的数字。先看全部样本国家：10% 的政权只持续 1 年，50% 的政权只持续 8 年，75% 的政权只持续 24 年，只有 10% 的政权能撑到 50 年以上。 这意味着，世界上大量国家的政治秩序并没有形成发达民主国家里那种习以为常的"稳定接班"。

要理解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可以先在脑子里建立一个锚点。撒哈拉以南非洲在独立后数十年间，许多国家平均每隔几年就发生一次政变或武力夺权。贝宁在 1960 年独立后的二十年里换了十几届政府，其中多数通过军事政变完成权力交接。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偶然不幸——这是整个发展中世界的政治节拍。

而真正让人清醒的是收入分组的对比。收入分布于后 50% 的国家，政权持续时间的中位数只有 7 年；收入位于第 75 到 90 百分位的国家，中位数也不过 12.5 年。对比之下，收入最高 10% 的国家，中位数是 60 年。也就是说，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继承节奏，是 7 年、8 年、12.5 年这个量级；发达国家则是 60 年这个量级。

这不是小差距。这是两种秩序。

作者甚至明确说，最富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个维度上仍然更像穷国，而不像发达国家；它们只走完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距离的 10%。这组数字真正重要的地方，是它让"暴力是一种结构性背景条件"这件事有了量化支撑，远超"暴力很多"这种模糊印象。一旦承认这一点，后面的许多制度现象就会开始显得没有那么"反常"。为什么很多国家对独立组织如此警惕？为什么统治者宁愿容忍效率低下，也不愿轻易削弱对关键资源和特权的控制？因为在这些地方，政治竞争从来不是在一个默认排除暴力的场域里展开的。

自然国家如何靠租金、限制准入与个人化承诺维持脆弱和平

在这样一个暴力始终没有退出政治舞台的世界里，国家到底是怎么维持秩序的？作者的答案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还能维持某种程度的和平，答案藏在另一套完全不同的运转逻辑里——它们从来没有建立过普遍适用、非人格化、开放准入的现代秩序。North、Wallis 和 Weingast 把这种政体称为自然国家。

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因为它改变了我们看待"低效制度"的方式。不存在一个原本运转良好、后来被国家干预破坏的高效竞争市场；恰恰相反，高效竞争市场、稳定产权、开放组织权、免于国家掠夺，本来就是极不自然的状态，需要被政治上刻意建造和保护出来。

作者用一个讨价还价框架来解释自然国家的运行逻辑。这个框架里，影响和平与暴力的核心因素包括：外生的作战成本、各方的暴力潜能（也就是谁手里真有动武能力）、各方在现政权中分到的利益份额，以及各方通过某些安排形成的个人化承诺（也就是谁和谁之间靠私人关系互相保平安）。

于是作者推出一个整篇论文中最关键的原则，也就是比例原则：要维持和平，租金与特权必须大致按军事力量或暴力潜能来分配。更准确地说，如果一个行动者分到的租金份额低于他发动冲突可能得到的期望收益，那么和平就不稳了——对他来说，守规则反而不如掀桌子更划算。

这其实是一句非常冷酷、但也非常现实的话：在一个暴力仍然是可行选项的政治世界里，制度稳定的前提在于利益分配和武力分配之间的账算不算得平，规则漂不漂亮，反倒是其次的事。也正因为如此，自然国家里的租金不能简单理解为效率低下的噪音。很多时候，这些租金是"买和平"的价格。

自然国家为了满足这种比例原则，主要依赖三类制度装置：限制准入、租金创造，以及个人化承诺。

先看第一项：限制准入。自然国家限制组织权和市场进入权，不只是为了让少数人赚钱，更是为了维持政治秩序。第一，租金必须以某种方式被保留下来，而竞争会消耗租金；第二，组织本身会生产力量。允许新群体自由组织，意味着它们可能逐步积累资源、成员、协调能力和最终的暴力潜能，从而逼迫现有精英重新分权。作者举了几个很典型的现实例子：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苏哈托时代的印尼、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显著组织大多都与统治者存在紧密联系。背后有自然国家的一般逻辑在支撑：如果统治联盟要维持对暴力的控制，它就不可能轻易容忍太多独立组织在外部成长。

再看第二项：租金创造。从自然国家的角度看，租金恰恰是必要的，绝非多余。只要一部分关键行动者仍然保有显著暴力潜能，就必须给他们某种形式的好处，否则他们就会更倾向于通过力量而不是规则去重新谈判分配。现代经济学的本能反应，是尽可能压低租金，让资源流向最有效率的用途；自然国家的本能反应恰恰相反：它需要保留足够的租金，才能把它们分配给那些有能力制造麻烦的人。

第三项则是个人化承诺。比如交换人质、共同投资于只有在和平条件下才有价值的项目等。这些安排的共同点在于，它们落地于特定派系之间的具体互保关系，既谈不上抽象规则，也做不到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它们的作用，是内生地提高相关各方翻脸的成本。

把这三件工具放在一起，就能看清自然国家日常运转的画面。想象一个典型的非洲内陆国：总统来自北部某族裔，军队的核心指挥层由他的同族人担任（限制准入——外部群体难以合法组建独立武装）；石油特许经营权、国有银行贷款优先配给南部的几个大商人家族，换取他们不资助反对派（租金创造——用经济利益买下潜在竞争者的沉默）；总统的女儿嫁给了东部最大部族首领的儿子，双方共同持股一个只要政局稳定才能获利的基础设施项目（个人化承诺——让关键人物的利益与和平深度绑定）。这套安排效率低下，充满裙带关系，但它确实让这个国家维持了十几年没有政变。它有自己完整的一套制度——只是这套制度把"不打仗"当作首要目标，效率和法治，都是往后排的事。

小结一下：很多发展中国家并非制度空白，它们有的是另一套制度。这套制度追求的优先级是暴力最小化，手段是可控准入、按力量配利益、按关系配安全。效率和法治都是其次的事。

为什么它很难改

如果说上一节解释的是自然国家如何在暴力阴影下勉强维持和平，那么这一节要解释的就是更关键的问题：为什么这套明明低效、封闭、昂贵的秩序会这么难改？作者的回答切入点在于适应性：自然国家的真正软肋，是它在遭遇冲击时，往往暴露出极低的适应效率。冲击来了，能不靠打仗就把秩序重新拼起来吗？而这种低适应效率，又会把国家重新拖回暴力与封闭的循环。

世界不是静止的。经济力量会变，军事力量会变，联盟关系会变，外部环境会变，社会动员能力也会变。作者把这些统称为外部冲击：它们会改变不同派系之间的力量分布，从而让原有的租金分配和承诺结构不再足以维持和平。理论上说，重新谈判并不一定会导致暴力。可问题恰恰在于，自然国家的制度设计本身，会让这种冲击后的利益重新谈判特别容易失败。

第一层困难来自限制组织准入。自然国家平时通过限制外部人组织来维持秩序，但这套做法在冲击到来时会反过来制造巨大的信息与承诺难题。因为如果外部群体平时没有合法组织权，那么当他们突然因社会动员或政治裂缝而获得一定力量时，政权往往根本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强，也不知道他们内部有没有谁真正能代表这股力量谈判。

作者提到阿拉伯之春，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当一些政府突然面对无法快速压制的去中心化群众动员时，它们会发现一个荒谬又危险的现实：反对力量虽然已经足够大，大到不能简单镇压，但又没有清晰的、能对其成员做出可信承诺的组织化领导层。这时，即便存在让各方都更划算的协议，协议也未必谈得成、谈成也未必有人能执行。

第二层困难来自个人化租金与个人化承诺。在平稳时期，这些安排也许足够用；可一旦力量格局变化，它们就很难快速、低成本地重组。原因很简单：这些安排深嵌在特定人之间、一对一绑定的私人化结构里，根本谈不上什么抽象规则。你不能像修改税率那样轻易重新配置它们，也不能像修改宪法条文那样一键把新秩序推广给所有人。

于是，冲击一旦来临，自然国家的低适应效率就会暴露出来。其典型链条可以概括为：冲击 → 谈判失败 → 暴力 → 回归自然国家。换句话说，暴力并不会自动逼出更好的制度，反而常常强化旧制度的直觉。冲突之后，领导者通常不会立刻开放准入、推行普遍权利、建立非人格化承诺；他们更常做的是重新划分内部人和外部人、重新分配租金、重建一套新的个人化承诺网络。

这就引出了本文最核心的论断：要真正把国家带出旧均衡，至少得在三方面同时推进：

削减租金
开放准入
建立非人格化承诺，即让规则取代私人关系，成为各方共同依赖的担保机制。

问题在于，这三项改革都不是可以单独安全推进的。它们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先看开放准入。在规范上，这当然是现代政治发展的关键一步，但在自然国家语境里，这一步危险性极高。因为一旦开放准入，新的组织进入会侵蚀旧有租金；更关键的是，过去被压制的群体可能借助新组织权积累力量，甚至形成足以威胁在位者生存的能力。作者特别强调，这里统治精英害怕的，不只是财富再分配，而往往是更原始的恐惧：被清算、被消灭。

再看建立非人格化承诺。作者重点讨论了两类：国内非军事化，以及建立复杂、跨群体的经济互依关系。听上去都很合理：如果各方都解除私人武装，或者都深深嵌入复杂分工链条，那么未来暴力的成本就会上升，和平会更容易维持。但问题在于，这些安排谁都不愿意先做。

国内非军事化之所以难，是因为没有哪一方愿意单方面放下武装，除非所有人一起放下，而且大家都相信新的国家军警不会在自己解除武装后反过来对付自己。同样地，建立复杂的经济相互依存也不是某一方单独就能安全推进的。因为如果只有你自己将财富和收益嵌入长链条、专门化投资和广泛交换中，你就等于单方面提高了自己打仗的成本，削弱了自己的谈判筹码。

作者用一个很好理解的例子说明：如果 n 个派系分别控制一条专业化生产链中的不同环节，那么大家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只有保持和平才有收益"的共同结构。这种结构可以提高冲突成本，从而产生非人格化的经济相互依存。可问题也正出在这里：没有人愿意在别人还没嵌进去之前，先把自己嵌进去。

所以作者才会说，这里存在一种典型的规模报酬递增。只有当足够多的人、足够大规模地同时推进削减租金、开放准入和建立非人格化承诺时，国家才有可能进入新均衡；小步推进并不会自然累积成大转型，反而可能先打破旧平衡、又建立不起新平衡。

这就是"暴力陷阱"的真正结构。说它是恶性循环，已经比"暴力妨碍发展"这句口号深刻得多：暴力威胁阻碍开放、专业化和跨群体整合；而整合不足又让暴力继续保持低成本。于是未来每一轮政治谈判都继续处在"动武仍然是现实选项"的阴影之下，国家便反复回到租金、限制准入和个人化承诺的旧逻辑中。

说得再直白一点：出口在哪，大家都看得到；问题是从当前位置走向出口的每一步，都可能先踩爆旧秩序压住的雷。

启示：发展问题首先是秩序问题，其次才是增长问题

这篇论文真正留下的启发，是把整张发展问题的地图重新画了一遍。它要读者意识到，发展问题首先是秩序问题，其次才是增长问题。如果一个社会还没有建立起一种让主要行动者普遍觉得"诉诸暴力不再划算"的政治经济结构，那么资本、教育、基础设施、产业升级这些熟悉的发展议题，就始终会在更底层的秩序难题面前被打断、扭曲，甚至反噬。

作者并不愿意简单复述现代化假说的线性版本。他们的理论并不等于"增长快就会民主化"，也不等于"收入高到某个门槛就一定民主化"。他们真正强调的是：只有当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复杂到足以系统性地提高国内冲突成本时，开放准入秩序才可能获得稳定基础。

这也能帮助我们重新理解前面那些刺眼的数据。为什么最富的发展中国家在政权持续时长这个维度上，仍然更像穷国而非发达国家？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它们也许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增长，但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一种让暴力变得"太贵"的秩序。于是从表面上看，它们虽然有经济扩张、城市化和产业升级，但从更深的制度层面看，政治讨价还价仍然处在暴力的阴影中。

这篇论文最值得珍惜的一点，是它迫使读者接受一种不太舒服但很必要的现实感：很多国家的问题，并不是它们没有听过"开放准入""产权保护""法治""普遍组织权"这些词汇，也不是它们不知道这些制度在长期可能更有利；问题在于，对于身处自然国家中的行动者来说，这些词汇背后都连着非常具体的风险。开放准入意味着旧精英可能失去租金，甚至失去安全；推进非人格化承诺，意味着先行动的人可能先失去谈判筹码；削减租金，则意味着原本靠租金换取和平的那套支付结构开始松动。

这也是为什么该论文虽然解释了改革为何困难，却没有给出一套现成的改革菜单。机制解释才是它真正的强项，为什么转型难讲透了，至于"如何成功转型"，这篇文章没有把答案写成步骤清单——这是它的诚实，也是它的边界。

如果一定要把全文压缩成一句最值得记住的话：许多国家长期发展不起来，根本上是因为它们还没有解决让暴力彻底变贵的秩序问题。 增长的知识从来不缺，缺的是一个能让改革不被打断的基础。

而一旦你接受了这个判断，再去看现实世界中那些反复出现的改革受阻、组织受限、权力继承不稳、旧精英不肯松手、国家总在危机后退回更封闭秩序的现象，很多事就会开始显得没那么神秘。它们不只是某些领导人的道德失败，也不只是某些国家的偶然不幸；它们是一个更深的政治经济逻辑在起作用。

最后值得追问的是：这套框架本身的局限在哪里？作者把重心放在暴力成本的结构性变化上，这在解释停滞时非常有力，但在解释转型的触发机制时相对薄弱——历史上确实存在一些国家在暴力风险尚未充分降低时，就通过某种临界事件完成了体制跃迁，这些案例如何被纳入"暴力陷阱"的逻辑，仍然是开放的问题。理解陷阱的结构，是走出陷阱的第一步；但第一步之后路在哪里，这篇文章留下的，是一张诊断书，而不是处方。

参考书目

Cox, Gary W., Douglass C. North, and Barry R. Weingast. "The Violence Trap: A Political-Economic Approach to the Problems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ublic Finance and Public Choice 34, no. 1 (2019): 3-19.
Goemans, Hein E.,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and Giacomo Chiozza. "Introducing Archigos: A Dataset of Political Leaders, 1875–2004."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6, no. 2 (2009): 269-283.
North, Douglass C., John Joseph Wallis, and Barry R. Weingast. 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导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