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理性国家也会走向战争？

解读文献：James D.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3 (Summer 1995), pp. 379-414.

一、悬念开局：一个困扰国际关系学者的核心谜题

1995 年，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詹姆斯·费伦（James D. Fearon）在《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标题平淡无奇 ——《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但这篇论文后来被视为国际关系领域过去三十年里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文章之一。

它回答了一个看似简单、却从未被真正回答过的问题。

先从一个直觉开始。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中间有一块蛋糕。他们可以商量怎么分；也可以打一架，赢的人通吃，但打架的代价是两人都会鼻青脸肿。

稍微动一下脑子就知道：不管蛋糕怎么分，只要分完了两人都拿到比"鼻青脸肿"更好的结果，那打架就是愚蠢的。蛋糕哪怕分得不均，也比两败俱伤强。

这个道理放到国家之间，应该也成立。

战争是有代价的。士兵会死，城市会毁，经济会衰退，政治秩序会动摇。即便最终打赢了，赢家也要付出巨大的资源。换句话说，战争会烧掉一部分财富——这部分财富无论谁赢谁输，都永远消失了。

所以，如果国家是理性的——如果它们的领导人会算账、会权衡利弊——那他们应该总能找到一个比分蛋糕更好的方案，一个双方都愿意接受、而不必开战的协议。

但现实是：战争反复发生。

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日俄战争到苏芬冬季战争，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世纪是完全和平的。这些战争的发动者，很多并不是疯子。他们中有精明的外交官、有经验丰富的将军、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政治家。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开战之前，都清楚地知道战争会带来巨大的破坏。

那为什么还是打起来了？

这就是费伦在论文开篇就亮出的核心谜题：战争是有成本的，但它却反复发生。

注意，费伦在这里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重新定义。

在他之前，国际关系学界对战争问题的标准提法是："为什么有人想要战争？"这个问题暗含了一个假设——战争对某些人来说是"划算的"，他们觉得打赢了能赚，所以值得冒险。

费伦指出，这个提法本身就是错的。

他的理由极其简洁却有力：战争是事后无效率的（ex post inefficient）。

什么叫"事后无效率"？就是仗打完了，不管谁赢谁输，如果双方能回到战前，重新谈一个协议，只要这个协议给出的最终结果和战争结果一样、但不用付出战争成本，那双方都会同意——仗白打了。

哪怕是德国在1940年闪击法国那样的"完胜"，德国也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拿到同样的领土和资源，德国当然更愿意。反过来，即便法国预见到自己会输，如果能在战前通过让步避免战争，法国也宁愿让步——因为让步的代价小于战败加战争破坏的总和。

这就是费伦的核心洞察：战争的成本在事前就创造了一个和平的议价空间。只要双方是理性的，这个空间就一定存在。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为什么有人想要战争"，而是——

为什么理性的领导人无法在事前达成一个双方都优于战争的协议？

这个问题的重新定义，看起来只是一小步，但它彻底改变了整个讨论的方向。

你可能会想：这有什么难的？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领域的主流理论——不是早就解释了吗？无政府状态下，没有超国家的权威来执行协议，所以国家之间互不信任，战争由此产生。

这个回答听起来很合理。但费伦要你多想一步。

无政府状态确实意味着没有"世界警察"来惩罚违约者。但问题是：如果双方都知道打仗会两败俱伤，那即使没有世界警察，他们也应该有动力自己谈出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协议啊？

就好比两个黑帮老大，即使没有法律约束，他们也知道火并会让双方元气大伤。所以他们会坐下来谈判，划分地盘，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安排。无政府状态本身，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谈判会失败。

事实上，国际关系学的旗舰理论——以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从未真正回答过这个问题。它只是不断地重复："无政府状态下，战争是可能的。"但"可能"和"为什么发生"之间，隔着一条巨大的逻辑鸿沟。

费伦的论文，就是要填补这条鸿沟。

接下来的旅程，会带你逐一检视文献中五种最常见的"标准答案"，看看它们为什么都不够用；然后，费伦会拿出他自己找到的两个真正的"凶手"——两个在理性主义框架内、理论上连贯、且有实证支持的战争机制。

这两个机制，一个关于"说谎的诱惑"，一个关于"承诺的困境"。它们不仅解释了为什么理性国家会走向战争，还改变了整个国际关系学科对"战争"这个概念的理解方式。

但在那之前，我们得先看看旧理论是怎么失败的。

因为只有知道了为什么"标准答案"不够用，你才能真正理解费伦的贡献有多大。

二、旧理论的盲区：五种"标准答案"为何都不够用

既然战争是有成本的，理性领导人应该总能找到和平方案 —— 那为什么战争还是发生了？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国际关系的文献里堆满了各种回答。费伦像一个冷静的侦探，把最常见的五种"标准答案"逐一拉出来审问。结果发现：它们都有致命的前科漏洞。

嫌疑人一号：无政府状态。

这是国际关系学最经典的"万用解释"。肯尼思·沃尔兹在1959年的名著《人、国家与战争》中写道："在没有最高权威的情况下，利益冲突将通过武力来解决……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它。"

这个论点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此后几十年里，只要有人问"为什么会有战争"，答案几乎条件反射般脱口而出："因为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

但费伦要你仔细想想这个逻辑。

无政府状态确实意味着没有世界警察。可问题是：没有世界警察，不等于没有谈判。 两个人在荒岛上，没有法律、没有警察，但他们仍然可以商量怎么分资源——因为打架对双方都不划算。

沃尔兹的论证其实只说了"战争是可能的"，并没有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中间差了十万八千里。

打个比方：说"无政府状态下战争可能发生"，就像说"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可能发生车祸"。没错，但这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没有红绿灯的路口秩序井然，而有些却事故频发。真正的问题是：是什么让谈判在某些情况下失败了？

更具体地说，无政府状态论者常常援引"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一国为了自保而扩军，结果让另一国感到威胁，于是另一国也扩军，螺旋上升，最终走向战争。

但费伦指出，这个论证同样不完整。如果扩军一方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引发对方的战争反应，而战争的成本又很高，那它为什么不在扩军之前先坐下来谈？安全困境解释了军备竞赛，但没有解释为什么军备竞赛一定会升级为战争。

费伦的批评不是"无政府状态不重要"，而是说：无政府状态可能是战争的必要条件，但它绝不是充分条件。 从"没有世界警察"到"战争发生"之间，还缺了一整条因果链条。新现实主义从未把这条链条补上。

嫌疑人二号：正期望效用——"我觉得能打赢。"

这可能是最"直觉化"的解释：战争发生，是因为双方都觉得自己的收益大于成本。用布鲁斯·布埃诺·德·梅斯基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的话说，如果双方对战争的"期望效用"都是正的，那战争就是"理性的"。

这个论点在文献中无处不在。但它有一个致命的数学漏洞。

费伦用一个极其简洁的模型证明了它。

假设两个国家在争夺一块领土，价值为1。如果打仗，A 国赢的概率是 p，B 国赢的概率是 1-p。双方的战争成本分别是 CA 和 CB（都是正数）。

那么 A 国打仗的期望收益是 p - CA，B 国是 1-p - CB。

现在关键来了：只要战争有成本（CA > 0, CB > 0），就总存在一个和平协议区间 (p - CA, p + CB)，使得双方都严格偏好这个区间内的任何分配方案，而非打仗。

用分蛋糕的比喻：假设 A 觉得自己有60%的胜率，战争成本是20。那 A 打仗的期望收益是 0.6 - 0.2 = 0.4。B 的期望收益是 0.4 - 0.2 = 0.2。

这意味着：任何给 A 超过40%、同时给 B 超过20%的和平分配方案，都比打仗好。这个区间从40%到80%——整整40%的蛋糕空间，双方都愿意接受。

战争的成本越大，这个"和平区间"就越宽。 这就是费伦说的"谈判楔子"（bargaining wedge）——战争的事后无效率，在事前自动创造了一个双方都优于战争的议价空间。

所以，"双方都觉得能打赢"这个说法，在逻辑上永远不能排除双方都优于战争的协议存在。正期望效用论根本没有回答核心问题。

嫌疑人三号：理性预防性战争——"现在不打，以后更打不过。"

这个论点听起来更有说服力。如果一个国家看到对手正在快速崛起，担心将来实力对比逆转后被攻击，那趁现在自己还强的时候先动手，是不是理性的？

传统观点认为是的。但费伦追问了一个被忽视的问题：衰落国和崛起国之间，为什么不能达成一个跨期交易？

崛起国应该不希望在自己还弱的时候被打，所以它应该愿意在现在和未来做出一些让步，来换取衰落国不发动预防性战争。衰落国也应该愿意接受这些让步，因为战争本身是有成本的。

那为什么这种交易达不成？传统预防性战争论从未回答这个问题。它只是假设权力转移本身就足以导致战争，却没有解释为什么理性的双方不能通过谈判来避免。

费伦后来会给出自己的答案——预防性战争的真正根源不是权力转移本身，而是"承诺问题"。但那是后话。在这里，他只是指出：传统版本的预防性战争论，逻辑上不完整。

嫌疑人四和五号：信息不足与实力误判——"我不知道你有多强。"

这两个论点终于触及了问题的核心。

第四种解释认为：领导人可能缺乏关于对手战斗决心的信息，误判了对方的底线，结果不小心引发了战争。比如德国在1914年误判了俄国和英国为塞尔维亚而战的决心。

第五种解释来自杰弗里·布莱尼（Geoffrey Blainey）："战争通常始于两国对彼此相对实力的分歧。"[来源: P391] 如果双方都觉得自己会赢，那和平区间就会消失，战争就不可避免。

这两个论点比前三个进步多了——它们至少试图回答"为什么无法达成和平协议"这个问题。但费伦发现，它们仍然不够。

关键问题：如果误判的根源是"信息不足"，那为什么双方不能通过外交沟通来交换信息、消除误判？

1914年的德国人为什么不直接问俄国和英国："如果奥地利进攻塞尔维亚，你们到底会不会参战？"如果对方说了实话，德国可能就不会冒险。

布莱尼自己的回答是：误判源于"无法被事实证实的民族情绪"和"逃避现实的心理过程"。[来源: P392] 但费伦指出，这个回答已经不是在理性主义框架内解释战争了——它实际上是在说，领导人因为心理偏见而误判，这已经超出了理性主义的边界。

而费伦要追问的是：即使在完全理性的框架内，信息问题为什么仍然可能导致战争？ 他的答案将揭示一个远比"信息不足"更深刻的机制。

五种嫌疑人审问完毕。

前三种——无政府状态、正期望效用、传统预防性战争——根本没有回答核心问题。它们要么在说"战争是可能的"，要么在逻辑上无法排除和平协议的存在。

后两种——信息不足和实力误判——触及了问题，但半途而废。它们没有解释为什么理性领导人不能通过沟通来消除误判。

费伦的下一步，是拿出他自己找到的两个真正的"凶手"。

但在那之前，我们需要先理解他的分析工具——那个简洁而有力的博弈论框架。

三、破案工具：Fearon 的分析框架

费伦要亮出自己的分析工具了。

这个工具有三件：一个基本谈判模型，一个不完全信息博弈，和一个关于"说话不管用"的命题。它们组合在一起，构成了整个论证的骨架。

别被"博弈论模型"这几个字吓到。费伦的模型极其简洁——简洁到你可以用一张纸、一支笔就能理解。但正是这种简洁，让它得出的结论异常锋利。

第一件工具：基本谈判模型——证明"和平区间"一定存在。

设定是这样的。[来源: P386-388]

两个国家，A 和 B，在争夺某样东西——可以是一块领土、一项政策、任何可以分割的利益。我们把这样东西标准化为一个从0到1的线段。A 越靠近1越满意，B 越靠近0越满意。

如果双方选择打仗，结果是一个赌博：A 有概率 p 获胜，获胜后可以把结果设定为自己最喜欢的1；B 有概率 1-p 获胜，获胜后设定为0。但不管谁赢，双方都要付出战争成本——CA 和 CB。

所以 A 打仗的期望收益是：p × 1 + (1-p) × 0 - CA = p - CA。 B 打仗的期望收益是：(1-p) × 1 + p × 0 - CB = 1 - p - CB。

现在看和平选项。如果双方同意把结果定在某个点 x（0到1之间），A 得到 x，B 得到 1-x。

关键问题：什么样的和平协议 x，能让双方都严格偏好它而非打仗？

对 A 来说：x 必须大于 p - CA。对 B 来说：1-x 必须大于 1 - p - CB，即 x 必须小于 p + CB。

所以，只要 x 落在区间 (p - CA, p + CB) 内，双方都严格偏好和平而非战争。

这个区间就是"谈判区间"（bargaining range）。

它一定存在吗？是的——只要战争成本 CA 和 CB 是正数（它们总是正的），p - CA < p + CB 就成立，区间就存在。

这个结果的直觉非常清晰：战争的成本越大，谈判区间越宽，和平协议越好找。 如果打仗的代价是各自损失20%的利益，那和平区间就有40%的宽度。如果代价是40%，区间就有80%。

费伦在论文的图1中画出了这个模型。[来源: P387] 两条斜线分别代表A和B对不同和平结果的偏好，两条水平线代表各自的战争期望收益。两条水平线之间的区域，就是双方都优于战争的协议集合。

这个模型的力量在于它的普适性。它不需要假设国家是风险中性的（虽然风险厌恶会让区间更宽），不需要假设议题是完全可分割的（后面会讨论这个），甚至不需要假设双方对 p 的估计一致。它只是说：只要打仗有代价，和平就一定有空间。

第二件工具：不完全信息博弈——"我不知道你的底线在哪。"

基本谈判模型证明了和平区间存在，但它假设双方拥有完全信息——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实力、成本和决心。

现实当然不是这样。

费伦的第二个模型引入了信息不对称。

设定修改如下：A 国先行动，选择"索取"多少（即选择一个 x 值）。B 国观察到 A 的索取后，决定是接受还是打仗。

关键设定：B 国知道自己的战争成本 CB，但 A 国不知道。 A 国只知道 CB 的概率分布。

这意味着 A 国面临一个权衡：索取越多，如果 B 接受了，A 赚得越多；但索取越多，B 越可能选择打仗，A 的风险越大。

费伦证明了一个关键结果（论文中的 Claim 2）：在这个博弈的均衡中，A 国的最优策略总是产生一个正的战争概率。

为什么？因为 A 国不知道 B 的真实底线。它只能根据概率分布来猜测。有时候它会猜错——索取了一个 B 国宁愿打仗也不接受的条件。

这就像你在跟一个陌生人讨价还价，你不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你可能会出一个"合理"的价格，但如果你恰好踩到了他的红线，谈判就崩了。

这个模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困境：即使双方都完全理性、都偏好和平，信息不对称本身就足以产生战争风险。

第三件工具：廉价声明无效性——"你说的话我为什么要信？"

但等等——如果信息不对称是问题，那为什么双方不能通过沟通来解决？A 国为什么不直接问 B 国："你的底线在哪？"或者 B 国为什么不主动宣布："低于这个条件我就打仗"？

这正是费伦第三个模型要回答的问题。

他扩展了第二个模型，允许 B 国在 A 国出价之前先发表一个声明——可以是任何关于自己外交政策或核心利益的表态。

结果令人沮丧：在均衡中，这些声明不传递任何信息。A 国的最优索取与没有沟通时完全相同。

原因很微妙。假设 B 国宣布："低于0.4我就打仗。"如果 A 国相信了，它就会恰好索取0.4。但这样一来，所有类型的 B 国——不管真实底线是0.2还是0.4还是0.6——都有动机做出同样的声明，因为声明本身没有成本。一个真正底线是0.2的国家，和一个真正底线是0.6的国家，说出来的话完全一样。既然所有类型都说同样的话，A 国从声明中学不到任何东西。

这就是"廉价声明"（cheap talk）问题：如果说话没有代价，那说的话就不可信。 不是因为说话的人在"骗人"，而是因为说真话和说假话的成本一样，所以听话的人无法区分。

你可能会说：那如果声明有代价呢？比如 B 国通过军事动员来"证明"自己的决心？

费伦承认，"昂贵信号"（costly signals）确实可以传递一些信息。但他指出，即使使用昂贵信号，也不能完全消除战争风险。[来源: P397] 原因在于：高决心的国家愿意承担战争风险来证明自己，而低决心的国家不愿意。所以，当一方发出昂贵信号时，另一方仍然不能完全确定对方的真实类型——信号只是缩小了不确定性，但没有消除它。

更关键的是，发送昂贵信号本身就可能引发战争。军事动员、部队集结、联盟承诺——这些行动在传递决心的同时，也提高了误判和升级的风险。1914年七月危机中的军事动员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三件工具，三个结论：

和平区间一定存在——只要战争有成本。
信息不对称产生战争风险——即使双方都是理性的。
沟通不能完全消除风险——因为说话不可信，信号有代价。

这三条结论合在一起，指向了一个方向：要解释战争，我们需要找到那些使和平区间无法被利用的具体机制。

费伦找到了两个。

第一个，是关于"说谎的诱惑"——私人信息与歪曲激励的结合。第二个，是关于"承诺的困境"——即使信息完全，有些协议也无法被可信地执行。

它们是真正的"凶手"。

四、抽丝剥茧：两个核心机制

费伦找到了两个真正的"凶手"。现在，让我们把它们拉到聚光灯下，仔细看看它们是怎么运作的。

这两个机制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不需要假设领导人发疯、不需要假设国内政治扭曲、不需要假设任何"非理性"因素。它们只是在说——即使所有参与者都是完全理性的，战争仍然可能发生。

4.1 机制一：私人信息 + 说谎的诱惑

先从一个思想实验开始。

假设你是A国的领导人。你知道自己的军队有多强、自己的民众能承受多大的战争代价。但你不知道B国的。B国可能外强中干，也可能深不可测。

现在你要决定：在谈判中索取多少？

如果你保守一点，少索取一些，B国大概率会接受，但你觉得自己亏了——也许你本可以要更多。如果你激进一些，多索取一些，你可能拿到更好的条件，但如果B国的底线比你想象的低，你就可能触发战争。

这就是信息不对称下的经典困境。

但费伦指出的关键不只是"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本身可以通过沟通来解决。真正的问题是：你有激励去歪曲你的私人信息。

具体来说，歪曲信息的激励来自两个方向。

方向一：夸大自己的实力或决心。 如果你能让对方相信你非常强大、非常愿意打仗，对方就会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所以你有动机"虚张声势"——宣称自己的底线比实际更高，宣称自己的实力比实际更强。

方向二：隐瞒自己的实力或决心。 有时候，展示实力反而会让你变得脆弱。如果你的军事部署完全透明，对手可能找到你的弱点，或者你的先发制人能力会被削弱。所以你有动机隐藏真实能力。

这两个方向的激励合在一起，产生了一个致命后果：沟通变得不可信。

上一节我们已经看到，"廉价声明"在均衡中不传递信息。但费伦进一步指出，即使使用"昂贵信号"，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

为什么？因为发送信号本身就有风险。

军事动员、部队集结、公开承诺——这些行动确实可以传递决心，但它们同时也提高了战争的可能性。当两个国家都在动员军队时，任何一方都可能因为担心对方先动手而选择先发制人。信号变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

更深刻的是，费伦指出：战争本身可能成为揭示私人信息的可信手段。

如果一个国家拥有远超对手的军事实力，但它无法通过外交手段可信地展示这种实力（因为对手没有理由相信它的声明），那么这个国家可能最终需要通过一场武装冲突来"证明"自己。同样，一个看似衰落但实际仍有实力的国家，也可能需要通过战争来"证明"自己不好惹。

这就是私人信息机制最残酷的逻辑：当说谎的诱惑足够大时，和平的沟通渠道就会堵塞，战争就成了唯一能"说话"的方式。

案例一：日俄战争（1904）——"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谁。"

1904年2月，日本对驻扎在中国东北的俄国军队发动了突然袭击。这场战争的起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私人信息导致的灾难性误判。

在战争爆发前的谈判中，日本提出了一个相当合理的方案：日本承认俄国在满洲的特殊利益，但俄国要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支配地位。俄国拒绝了。

为什么？因为俄国的沙皇和将军们严重低估了日本的军事能力。在他们眼里，日本是一个亚洲小国，不可能挑战欧洲列强。俄国驻远东的官员和军事顾问对日本军队的评价近乎蔑视。

而日本这边呢？通过多年的情报收集，日本对俄军在东北的部署、后勤能力和指挥体系了如指掌。日本军方清楚地知道，俄国的远东军队虽然数量庞大，但补给线漫长、指挥混乱、士气低落。更重要的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后的军事改革，已经建立了一支现代化军队，其战斗力远超俄国人的想象。

双方的判断之和大于1。 日本参谋本部估计自己的胜率大约五五开。而俄国坚信自己会赢。

这就是布莱尼所说的"对相对实力的分歧"——但费伦的分析更进一步：这种分歧不是偶然的，而是结构性的。 日本拥有关于自身实力的优质私人信息，但它无法通过外交手段向俄国可信地展示这种实力。如果日本告诉俄国："我们的军队很强，你最好让步。"俄国为什么要相信？日本当然会这么说，不管它是真强还是假强。

最终，日本选择了战争——不是因为它"想要"战争，而是因为战争成了唯一能让俄国相信日本实力的方式。

案例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觉得是虚张声势。"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杀。接下来的35天里，欧洲大国们进行了一系列疯狂的外交博弈，最终把整个大陆拖入了战争。

七月危机是私人信息机制最经典的案例。

7月初，德国向奥匈帝国开出了所谓的"空白支票"——承诺无条件支持奥匈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德国领导人知道这个承诺有风险，但他们认为俄国不会真的为塞尔维亚打仗。

然后，俄国开始发出警告。7月21日，俄国外交大臣告诉德国大使："俄国不能容忍奥匈对塞尔维亚使用威胁性语言或采取军事措施。"

德国的反应是什么？德国驻伦敦大使在7月18日的电报中写道："圣彼得堡肯定会有某种虚张声势（blustering）。"

德国认为俄国的警告只是虚张声势。 为什么？因为德国知道俄国领导人有动机夸大自己的决心——如果能让德国相信俄国真的会打仗，俄国就可以在不打仗的情况下达到目的。

但反过来，德国自己也在歪曲信息。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有动机隐瞒德国对奥匈的真实支持程度——如果英国和法国知道德国会无条件支持奥匈，他们可能会更坚定地站在俄国一边。所以德国在外交上假装愿意调解争端，实际上却在怂恿奥匈采取强硬行动。

双方都在说谎，双方都知道对方在说谎，双方都无法通过外交手段验证对方的真实立场。

结果？德国赌俄国不会开战。俄国赌德国会让步。两个赌注都错了。

4.2 机制二：承诺问题——"签了协议又能怎样？"

私人信息机制解释了为什么沟通可能失败。但费伦发现的第二个机制更加深刻——即使双方完全了解彼此的偏好和实力，即使没有任何信息不对称，战争仍然可能发生。

原因在于：有些和平协议，在结构上就是不可执行的。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超国家权威来强制执行协议——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它的精确作用。不是说无政府状态让战争"可能"，而是说在特定的战略条件下，无政府状态让某些和平协议根本不可信。

费伦识别出了三种具体的承诺问题。

承诺问题一：先发制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两个枪手在西部小镇的街道上对峙。两人都偏好和平——活着比什么都好。但如果一方先开枪，他有极大的优势：对方还没来得及拔枪，就已经倒下了。

这就是"枪手困境"（gunslinger's dilemma）。

在什么条件下会出现这种情况？当军事技术或地理条件赋予进攻方显著优势时——也就是说，先动手的一方赢面远大于被动防守的一方。

费伦用模型展示了这个逻辑。[来源: P402-403] 假设 A 国如果先动手，获胜概率是 p_f（f 代表 first-strike）；如果后动手，获胜概率是 p_s（s 代表 second-strike）；如果同时动手，获胜概率是 p。当 p_f 远大于 p_s 时，先发制人优势就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协议的范围会急剧缩小。为什么？因为任何和平安排都必须满足一个条件：任何一方都不能有动机单方面撕毁协议、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如果协议给予一方的地位太弱，这方就可能选择先动手。

当先发制人优势足够大时，可能不存在任何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安排——每一个可能的安排，都至少有一方觉得"不如先动手"。

费伦指出，纯粹的"先发制人战争"在历史上其实比较罕见。[来源: P403-404] 但他认为，先发制人优势更常见的作用是缩小和平协议的范围，使其他原因导致的冲突更难通过谈判解决。比如，如果双方在一场领土争端中都担心对方先动手，那即使双方都有和平意愿，也可能因为无法找到"双方都不觉得应该先动手"的协议而最终走向战争。

承诺问题二：预防性战争——"不是怕你打我，是怕你变强后我打不过你。"

这是费伦最具创新性的论点，也是他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最大的修正之一。

传统观点认为，预防性战争源于权力转移：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最终会挑战现有霸主，而霸主为了阻止这种挑战，会在自己还强的时候先动手。

费伦说：这个解释只对了一半。预防性战争的真正根源不是权力转移本身，而是承诺问题。

关键逻辑是这样的：

假设 B 国正在崛起——它的军事实力预计会从 P1 增长到 P2。A 国是现有霸主。

如果 B 国崛起之后，它不会攻击 A 国——也许 B 国根本没有扩张意图。但问题是：B 国崛起之后，它在谈判中的筹码会大幅增加。 即使 B 国不想打仗，它也可以用"如果不给我更多，我就打仗"来威胁 A 国，而由于 B 国变强了，这个威胁变得更可信了。

所以 A 国面临的选择是：

现在发动预防性战争，阻止 B 国崛起（但需要付出战争成本）
不打仗，接受未来 B 国实力增长后更不利的和平条件

如果 B 国实力增长的幅度足够大——具体来说，如果 P2 - P1 > CB(1-δ)²（其中 CB 是 B 国的战争成本，δ 是折现因子）——那么 A 国发动预防性战争就是理性的。[来源: P406]

用更直白的话说：如果对手未来变强的幅度，大到他愿意为阻止这种变强而承受的战争成本，那现在就打就是划算的。

注意这里的逻辑：A 国不是因为害怕被 B 国攻击而打仗，而是因为害怕 B 国变强后，自己将不得不接受一个更不利的和平安排。

这就是承诺问题的核心：B 国无法可信地承诺"我变强了也不会欺负你"。 即使 B 国现在真心这么想，一旦它真的变强了，它的最优策略就是利用新增的实力来索取更多。而 A 国知道这一点，所以 A 国选择现在就打。

费伦用这个框架重新解释了一战中的德国动机。

1914年的德国领导人并不一定认为俄国会在未来某个时刻直接进攻德国或奥匈。但他们看到俄国的军事力量正在快速增长——俄国的铁路网在扩张，军队在现代化，工业产能在提升。他们担心的是：一旦俄国完成军事现代化，它将在巴尔干和近东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而德国和奥匈将无力阻止。

这对奥匈帝国尤其危险——如果俄国在巴尔干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奥匈帝国内部的斯拉夫民族可能受到鼓舞，帝国的国内稳定将受到威胁。

所以德国在1914年愿意冒巨大的风险，部分原因就是这种预防性逻辑：现在动手，虽然危险，但比将来面对一个更强大的俄国要好。

承诺问题三：战略领土与绥靖——"今天割让的岛屿，明天就是进攻你的跳板。"

第三种承诺问题发生在争议领土本身构成军事实力的来源时。[来源: P408-409]

假设 A 国要求 B 国割让一小块领土。这块领土本身的经济价值可能不大，但它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比如，它控制着一个关键的海峡或港口。

B 国面临一个困境：如果割让这块领土，A 国将获得巨大的战略优势，未来可以用这块领土来威胁 B 国。B 国能信任 A 国"拿了领土就收手"吗？

在无政府状态下，这种信任很难建立。A 国无法可信地承诺"我拿了这块地方就不会再要更多"。 一旦 A 国获得了战略优势，它的最优策略就是利用这个优势继续施压。

所以 B 国可能选择战争——不是因为这块领土本身值得打仗，而是因为割让这块领土将根本性地改变未来的力量对比。

1939年的苏芬冬季战争就是这个逻辑的经典案例。[来源: P408-409]

苏联要求芬兰割让芬兰湾的几个小岛。这些小岛本身几乎没有经济价值，但苏联认为它们对防御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至关重要——如果敌国控制了这些岛屿，就可以从海上威胁列宁格勒。

芬兰拒绝了。

芬兰的理由不是"这些岛屿太重要了不能给"，而是**"我们无法信任斯大林拿到这些岛屿后不会继续要更多"。** 就在1939年，苏联刚刚对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实施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压力，最终将它们吞并。芬兰领导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今天割让几个小岛，明天苏联就会要求更多。

斯大林无法做出可信的承诺。而芬兰无法承担信任斯大林的风险。

结果：一场双方都不想要的战争爆发了。

两个机制，一个本质

私人信息机制和承诺问题，表面上看起来非常不同。一个关于"不知道对方的情况"，一个关于"即使知道也无法信任"。

但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它们都揭示了理性行为体在特定战略条件下，无法通过和平谈判来避免战争成本。

私人信息机制说的是：沟通渠道被说谎的诱惑堵塞了。

承诺问题说的是：有些协议在结构上就是不可执行的。

在这两种情况下，战争都不是因为有人"想要"它，而是因为和平的替代方案在理性上不可行。

这就是费伦论文最深刻的洞见：战争不是理性的失败，而是理性在特定约束下的悲剧性结果。

五、余味、局限与启发：Fearon 的遗产

费伦论文最深刻的洞见——战争不是理性的失败，而是理性在特定约束下的悲剧性结果——已经阐述清楚。但这篇论文的贡献远不止于"解释了战争"。它改变了整个国际关系学科提问的方式。在收尾之前，让我们看看费伦自己承认的局限，以及这篇论文留下的长久遗产。

费伦自己承认的三个局限

费伦不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在论文的结论部分，他主动列出了三个可能的批评，并逐一回应。

局限一：非理性因素可能同样重要。

费伦并不声称他的两个机制是战争的唯一解释。他承认，非理性因素——领导人的心理偏见、国内政治的"病态"、民族主义情绪——在现实中可能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但他指出了一个方法论上的关键点：我们只有先搞清楚"理性行为体会怎么做"，才能准确评估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有多大。 如果你连理性基准线都没画出来，你怎么知道哪些行为是"非理性的"？

事实上，费伦的分析可能反而提高了我们对非理性因素重要性的估计。他的私人信息模型预测：理性的领导人应该根据对手的强硬立场来更新自己对胜率的估计——"对方不肯让步，说明他可能比我之前想的更强。"但费伦指出，在外交记录中几乎找不到这种"贝叶斯更新"的清晰案例。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领导人的误判可能不是源于"信息不足"（私人信息模型），而是源于"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他们根本就不会像博弈论模型假设的那样去更新自己的信念。如果是这样，那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就比我们之前以为的更大。

局限二：私人信息和无政府状态是常量。

私人信息无处不在，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永恒特征。如果它们是常量，那它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战争在这个时间点发生，而不是在另一个时间点。

费伦承认这个批评是正确的。[来源: P410] 但他指出，他的两个机制的价值不在于解释战争的时间变异，而在于提供了分析变异的基础框架。一旦你理解了这两个机制，你就可以进一步分析：在什么具体条件下，承诺问题会变得更严重？在什么情况下，信息不对称会更大？这些具体条件才是解释战争时间变异的关键变量。

局限三：议题不可分割性的处理较弱。

费伦对"议题不可分割性"这个解释给出了最弱的认可。他认为大多数国际议题在原则上都是可分割的，实践中看似不可分割的议题，其根源往往是国内政治等其他机制。但他没有完全排除这个解释的可能性。

对新现实主义的挑战

费伦的论文对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国际关系领域的主流理论范式——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

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沃尔兹曾经说过一句被引用了无数次的话："在无政府状态下，战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没有什么能阻止它。"

费伦的分析表明，这句话什么都没解释。

无政府状态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背景条件。但仅仅说"没有世界警察，所以可能有战争"，就像说"没有红绿灯，所以可能有车祸"一样——正确但无用。真正的问题是：在什么具体条件下，无政府状态会导致战争？

费伦的回答是：只有当无政府状态导致了不可解决的承诺问题时，它才会导致战争。无政府状态本身不是战争的充分条件，它需要通过具体的因果机制才能起作用。

这个挑战的深远含义是：任何新现实主义的战争理论，都必须展示它所声称的战争原因（权力转移、进攻优势、多极体系等）如何在具体情境中导致了不可解决的承诺问题或信息问题。做不到这一点，就没有回答战争的核心谜题。

一个方法论的教训

费伦的论文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方法论上的教训，这个教训超越了国际关系学科本身。

在论文发表之前，国际关系文献中充满了各种关于战争的"解释"。但这些解释大多经不起严格的逻辑检验。它们要么没有回答正确的问题（"为什么有人想要战争"而不是"为什么无法避免战争"），要么在逻辑上自相矛盾（声称"没有和平协议存在"，却无法证明为什么）。

费伦的贡献在于，他首先正确地定义了问题，然后用最简洁的模型证明了几个关键命题，最后才在此基础上构建解释。

这个方法论——先证明"和平区间存在"，再解释"为什么和平区间无法被利用"——的力量在于它的清晰性。你不需要复杂的数学，不需要大量的数据，只需要几个核心假设和严格的逻辑推理，就能得出深刻的结论。

这篇论文在当代的意义

1995年发表的这篇论文，在近三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当我们审视俄乌冲突时，费伦的两个机制几乎立刻浮现在脑海中。俄罗斯是否拥有关于自身军事实力的私人信息，而西方无法可信地评估？北约东扩是否构成了一个承诺问题——俄罗斯无法信任一个不断扩张的军事联盟不会最终威胁到自己的核心安全利益？

当我们审视中美竞争时，费伦的框架同样发人深省。中国的崛起是否正在制造一个经典的承诺问题——美国无法承诺在未来不利用其剩余优势来遏制中国，而中国无法承诺在变强后不改变现状？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是否正在使沟通变得越来越不可信？

当然，费伦的模型不能直接"预测"战争。但它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思维框架，帮助我们理解：在什么条件下，和平的理性计算会失败？

回到起点

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中间有一块蛋糕。他们可以商量怎么分，也可以打一架。

费伦告诉我们：即使两个人都是完全理性的，即使他们都清楚地知道打架会两败俱伤，他们仍然可能打起来。

不是因为有人发疯，不是因为有人算错了账，而是因为——

当说谎的诱惑足够大时，沟通会失效。当承诺不可信时，协议会崩溃。当战略条件足够恶劣时，和平的空间会消失到零。

这就是费伦的论文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道理：战争不是理性的对立面，而是理性在最恶劣条件下的悲剧性产物。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减少说谎的诱惑？如何建立可信的承诺？如何扩大和平的空间？

这些问题，费伦的论文没有回答。但它给了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的正确起点。

进一步阅读书目

James D.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3), 1995, pp. 379–414. 这篇经典文章就是本篇笔记的核心来源，提出了战争的“事后无效率”与“谈判楔子”观点。
Thomas C.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这本书奠定了现代冲突分析的博弈论框架，讨论了威慑、承诺和可信威胁等关键概念。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该书关注决策者如何误判对手意图，强调信息与认知偏差在战争和和平中的作用。
Robert Powell, In the Shadow of Power: States and Strate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这本著作进一步系统化了权力转移与承诺问题，分析了国家在不对称权力关系中的战略行为。
Barbara F. Walter, "Bargaining Failures and Civil War,"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7. 这一文献将费伦的谈判失败框架应用于内战，探讨了恐惧、偏好和承诺失效如何导致国内冲突。
James D. Fearon, "Commitment Problems and Ethnic Conflict," 1998/2000. 这篇文章将“理性主义战争解释”扩展到民族冲突与承诺问题。